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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判决书的记载，2013年7月20日晚上，刁列和朋友赵永清约好，准备晚上到当地的瑞龙大酒店看望一位来忻州办事的朋友。当晚23点20分左右，刁列接到了赵永清的电话，“你赶快来瑞龙吧，我在这里”。刁列以为是赵永清先到了正在等他，于是马上驾车前往瑞龙大酒店。但等刁列到了瑞龙大酒店停车场西入口时，他却发现，赵永清正在和四五个年轻人对峙，双方似乎发生过冲突。

原来，赵永清早于刁列来到瑞龙大酒店，在准备将车开进停车场时，多名醉酒年轻人蹲在入口处，赵永清的车无法进入，双方因此发生了口角，并动手打了起来。与赵永清发生冲突的是李臻尧及其同行的十余人，当晚李臻尧等人在瑞龙大酒店KTV为一名朋友庆祝生日。

刁列到达现场后，及时控制了场面。但是当李臻尧等人认为冲突结束，准备离开现场时，赵永清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根棒球棍，追到了准备离开的李臻尧的车前，用棒球棍打向李臻尧。

看到赵永清欲动手打人，刁列赶忙追了上去，追到赵永清后，刁列立刻抱住了赵永清的腰，将其拽到一边，阻止其继续打人。赵永清被刁列拦住并推到了马路对面。这时，警车赶到现场，冲突结束。

冲突结束后，刁列以为事情已经过去，但在冲突中，赵永清将李臻尧的头部打伤，经过鉴定，李臻尧的伤情达到了重伤标准。2013年9月2日，刁列被忻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，其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。而赵永清也已经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。

2014年8月初，忻州市忻府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，认定刁列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。判决书称，刁列在赵永清打伤李臻尧的案件中，在现场说的几句话起到了帮助和鼓励作用，属于共同犯罪。判处刁列有期徒刑三年，并与赵永清连带赔偿李臻尧各项损失17万余元。而在李臻尧之前的起诉中，其主张的赔偿金额为563万余元。赵永清也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

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原审认定被告人刁列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裁定撤销原判，发回忻府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。

据了解，该冲突伤者李臻尧的父亲李喜元担任忻府区工商联主席、忻府区人大常委、忻州市政协委员、山西省政协委员、忻州市农业实用技术中心主任、忻州市金龙大酒店董事长等多重职务，官商集于一身，有钱有权，在忻府区地位显赫，与当地公检法部门及官场交往很深，而李臻尧的舅舅则是忻府区政协主席张稼祥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该案背后，有人在操纵司法。

在李臻尧的父亲李喜元尚未报案之前，忻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即以故意伤害案对本案进行侦查；在李臻尧的伤情尚未被鉴定为重伤之前，直属分局即以故意伤害案正式立案；一直到检察院、法院，李喜元始终利用权势对案件进行干扰。

鉴于此，刁列依据法律规定，在一审中提出回避申请，要求一审法院整体回避对本案的审理，将本案移送异地法院管辖。但刁列的回避申请未被采纳，一审法院作出不客观不公正的判决。

一审庭审后，刁列以一审法院分管本案的副院长XX与李喜元有特殊关系为由，书面申请XX回避本案的审理。在李喜元以前涉及的民事诉讼中，XX就被李喜元的对方当事人申请回避过，回避理由为XX与李喜元有特殊关系。刁列据此书面申请XX回避本案的审理。根据法律规定，一审法院应当将是否回避的决定告知申请人刁列，但刁列并未收到任何口头或者书面的决定。

一审审理中，同案被告人赵永清申请对被害人李臻尧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，但未获一审法院准许，被告人的该项诉讼权利被剥夺。因李喜元在忻州市的特殊身份及其活动能力，且案卷中侦查机关没有调取李臻尧的原始病历，同案被告人赵永清完全有理由怀疑李臻尧的伤情鉴定具有虚假成分，赵永清提出申请，要求对李臻尧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，但是，一审法院以李不配合为由，拒绝了赵永清的申请，剥夺了《刑事诉讼法》赋予被告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。

本案侦查程序存在重大瑕疵，侦查机关取得的部分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，一审判决对该部分非法证据予以采纳，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结果。

根据案卷：李喜元于2013年7月24日17时30分向直属分局报案，但是，直属分局侦查人员已于7月23日就已经故意伤害案展开侦查工作，先后于7月23日询问了被害人一方的证人张绍勇、王东梅、王文华，于7月24日上午询问了被害人一方证人贾瑶、谢晶菲、王水英。

2、在李臻臻伤情鉴定没有作出之前，本案应当由忻州市公安局七一北路派出所办理，直属分局刑警大队直接受理此案，违反公安部相关规定。

公安部《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》第四条规定：“轻伤以下的伤害案件由公安派出所管辖。”第五条规定：“重伤及因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由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管辖。”第六条规定：“伤情不明，难以确定管辖的，由最先受理的部门先行办理。待伤情鉴定后，按第四条、第五条规定移送主管部门办理。”

本案中，根据当时接受110指令出警的安冬、于越证言，该二人出警后将现场交给了随后赶到的七一北路派出所民警，据此，最先受理本案的，是七一北路派出所。根据公安部的上述规定，李臻尧当时尚未鉴定，伤情不明，应当由最先受理的部门办理，待鉴定后再根据管辖的规定移送案件。

因此，在2013年8月1日李臻尧的伤情鉴定作出之前，本案应当由最先受理本案的七一北路派出所办理，而不应当由直属分局刑警大队办理。刑警大队在伤情鉴定作出之前直接办理此案，违反了公安部规定，程序错误，刑警大队违反规定争本案管辖权，这是又一令人怀疑之处。

根据直属分局刑立字[2013]第000398号《立案决定书》，该局于2013年7月27日对本案以故意伤害案正式立案，而根据案卷中《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》，法医在2013年8月1日才作出鉴定意见，鉴定结论为李臻尧损伤构成重伤。

以上事实证明，在法医尚未鉴定，李臻尧的损伤不能确定的情况下，直属分局即急于立案，存在人为操纵本案的嫌疑。

首先，根据案卷中的询问笔录记载，李臻尧一方的证人张绍勇、王东梅、王文华、贾瑶、谢晶菲、王水英均是在李喜元报案之前主动到直属分局刑警大队反映情况的。7月20日晚即案发当晚由七一北路派出所受理本案，而上述证人都不去受理本案的派出所反映情况，却在7月23日、24日两天主动到直属分局刑警大队陈述案情，有受人怂恿，串通作证之嫌。

其次，侦查机关询问证人笔录涉嫌造假。例如：侦查人员2013年7月24日询问贾瑶笔录，起止时间为10时57分至11时21分，共计24分钟，询问笔录为5页，近2000字；又如当日询问王水英笔录，起止时间为11时26分至11时40分，所用时间仅为14分钟，但询问笔录为4页，1700多字；再看当日询问谢晶菲笔录，起止时间为11时42分至12时，用时18分钟，询问笔录为3页，近1000字。以上笔录的制作速度有悖生活常识和办案常理，明显具有造假嫌疑。

再次，询问笔录的内容也能反映出造假事实。例如侦查机关2013年7月24日询问王水英笔录（侦查二卷P91-94），该笔录第94页：“问：凌志车司机打李振尧的时候什么人在场？答：当时我、王冬梅、王水英、王艳在了。”既然是询问王水英笔录，王水英怎么可能回答“我、王水英等人在”，该笔录明显是从其他人的询问笔录中复制、粘贴而来的。复制、粘贴其他人笔录中的陈述内容作为王水英的陈述，明显是造假行为。

综上四点理由，侦查机关的办案程序存在重大错误，在程序错误情况下取得的证据，全部属于非法取得的证据，应当予以排除。因此，对侦查机关于2013年7月23日、7月24日取得的所有证据，依法不应当采信，一审法院依据非法证据作出的判决，是典型的错误判决。

上述证据除了取得程序非法外，证言内容存在诸多相互矛盾、歪曲事实之处，且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也均认为被害人一方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，无法查清，因此一、二审判决依据上述相互矛盾、无法查清的证人证言认定刁列构成故意伤害罪。

2014年2月13日，忻府区人民检察院将本案退回补充侦查时，书面要求侦查机关：“1、查清刁列到现场后说了什么话？现证人、被害人陈述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一致，有一定的矛盾，应排除。2、查清刁列到现场后干了什么？现证人、被害人陈述等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不一致，应排除矛盾。”

2014年3月13日，忻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书面补充侦查报告书，向公诉机关报告了补侦结果，结论为“刁列到现场后所说的话、其到现场后的行为以及同证人之间的矛盾经多次讯问后无法查清、无法排除。”

因此，本案的侦查机关、公诉机关也均认定指证刁列在现场的言辞、行为等相关证据存在矛盾，且“无法查清、无法排除”。根据以上事实和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本案指控刁列构成犯罪的相关证据，第一侦查机关、公诉机关均认定“无法查清、无法排除”，第二未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，第三对认定本案无法排除合理怀疑。

综合以上分析，本案对刁列的指控远远达不到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条件，不符合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有罪判决的法定条件，应当根据该条规定，对上诉人作出证据不足，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。但遗憾的是，公诉机关在主要证据存在矛盾，经退回补侦，侦查机关“无法查清，无法排除”的情况下，仍然依据上述相互矛盾的证据对刁列提起公诉，忻府区法院在他人强大干扰下，违背事实、违背证据、违背法律，在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情况下，对刁列作出明显错误的有罪判决。

刁列在案发现场，不仅没有用语言鼓动和帮助赵永清实施犯罪行为，而且竭力制止赵永清的伤害行为，避免了更为严重后果的发生。

此事实除刁列的历次供述外，还有同案被告人赵永清供述，现场目击证人付俊峰、任福林、陈伟、连少伟以及被害人一方的证人王文华等证言予以证实。判决对此事实故意回避，不予认定，有失客观公正。

据了解，判决后，刁列已再次向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并提出四项申请：一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申请；二是非法证据排除申请；三是重新鉴定申请（含调取病历申请）；四是异地申理申请。

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提高司法公信力。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习总书记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，他说：“一次不公正的审判，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。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——好比污染了水流，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——好比污染了水源。可见党和国家对司法公证的重视。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能否依法纠正忻府区法院的一审错误判决，我们拭目以待。